江南的优雅与血性

发布时间:2022-01-01 14:55:49 浏览次数:2987

作者:蔡德林

   从字面上看,江南就是长江的南边。
我老家湖北石首的县邑绣林镇,也静卧在长江南岸,也算得是一座江南古镇,只不过没什么古迹留存下来。记得中山路上有一家江南宾馆,你也不能说人家这名字取得不对。但很多人却觉得只有江浙沪、皖南赣北这些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南岸才属于真正的江南,这可能是一种文化、经济意义上的特指。江南自古繁华,白居易写“江南好,风景旧曾谙”,后来竟用作词牌,也叫忆江南、梦江南、望江南等,总之就是说江南好得不得了,让人又是想又是梦又是望。

江南也的确是好。江南人不仅有钱,还有文化。江南多豪门富商,沈万山、胡雪岩都是当年的首富;而天下才子,半出江南,很多跳广场舞的大妈都知道有个唐伯虎,年轻人都知道有个徐志摩,中年人都知道有个鲁迅,而他们都是江南才子。江南风景也好,小桥流水,杏花春雨,良田美宅,古镇园林;江南物产也丰富,鱼米之乡,丝绸之府,黄酒紫砂,宣纸湖笔,青花瓷,大闸蟹,林林总总,难以尽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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寓居江南有年,感觉我交往的江南人中,有一种显明的气质,就是他们无论男女,大都温婉柔润,看上去有几分优雅。外形上大都皮肤白皙,眉宇朗澈,行止上多数谈吐清婉,姿仪娴雅。他们有的在勇毅创业,有的在安静读书,更多的人在吃喝玩乐。即便是吃喝玩乐的那群人,也大都懂茶懂酒懂美食,能歌能武能涂鸦,把餐聚搞成一个小雅集,把庭院建得像个小花园,把平凡的日常生活过出了一点诗情画意。精致奢华,自在悠闲。

常常听到一些不同地域的人互相瞧不起的攻讦之词。江南人瞧不起外地的,往往是说他们贫穷,粗俗,狡诈;外地人瞧不起江南人,则说他们斤斤计较,鸡肠小肚,更重要的,是说他们没有血性。而当我们说一个人缺少血性,一般情况下都语含贬义,意思是指这个人懦弱,胆怯,不够忠义赤诚,不够刚强好义,因为血性男儿就是那种刚强正直、勇敢热情的男子汉。蜀国降宋时,花蕊夫人有名句曰:“十四万人齐解甲,更无一个是男儿。”

其实古书记载,远古的吴人,断发文身,悍勇尚武,轻死易发,他们可能是全中国最具血性的族群。韩愈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,大抵是因为出了荆轲。其实作为刺客,荆轲刺秦王是失败的,而苏州的专诸和要离,可是成功地刺杀了吴王僚和他的儿子庆忌。特别是要离,为了完成使命,杀妻弃子,自断右臂,其悲壮惨烈程度,远超易水悲歌、无功赴死的荆轲。而庆忌居然在临死前阻止卫士杀他,理由是吴国不能在一天之内失去两位壮士。英雄相惜,源自对血性的珍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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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的江东子弟,雄健威猛,骁勇善战,是一支可怕的力量。所谓江东就是江南,长江东流,到了九江折向东北,于是这一段的东南地区就被称为江东。当年项羽集合起八千江东子弟反抗暴秦,战功赫赫,刘备即使后来夺了江山,仍然忌惮江南豪杰,特意派性情剽悍的壮士刘濞雄镇于此。朱元璋也是到最后才拿下平江城,并对这座顽强抵抗的城市课以重税,以解心头之恨。后世的苏州人对朱元璋从不待见,相反他们一直感念张士诚,吴语中有“讲张”一词,就是聊天的意思,而讲张就是讲张士诚。

吴人性情的改变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唐宋以降,随着江南经济发达,文化昌盛,江南人家的生活方式也悄然发生着改变。杜牧有诗说“江东弟子多才俊,卷土重来未可知。”夸江南族群中蕴蓄一支劲旅,豪勇强悍,项羽当年如果放下面子,肯见江东父老,也许可以再度集合人马,卷土重来。可王安石却表示怀疑:“江东弟子今犹在,肯为君王卷土来?”让人感觉江南人并不是一味的蛮勇,已经能够审时度势了,血性中已经多了一些理性。

理性的萌兴往往会带来法治的创立,而法治则会取代血亲复仇的陈规旧习。也许江南人的血性就是在这种文明的长期淘洗下,慢慢地褪去了一些原始的野性,才渐渐变得温文尔雅起来。而这种温文尔雅并不意味着血性的失落,而是把血性藏在骨子里,藏到不露痕迹,不到紧要关键处,就隐而不发。从另一个层面上看,是这种血性已经内敛成了一种底气,这种底气可以经世济民,也可以诗意栖居,更可以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,喷薄而出,大显身手,救难解危。

明末清初的东林党、复社,清末民初的南社等,虽然都是江南地区的一些文人社团,但他们大笔如椽,妙语如珠,嫉恶如仇,视死如归。他们都是在黎民罹难、社稷濒危、河山板荡的严重关口,以一介书生骨血中的勇劲,挺身而出,拍案而起。这时候,他们再也不是文弱书生。东林书院的清议,可以启导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;复社的褒贬,可以左右朝廷的用人任事。南社就是一个诗社,却雄心勃勃地与清朝的北廷对立:“一曲清歌两行泪,可能唤醒国人无?”

同样是吴人的范仲淹,不仅有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言,更有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”的佳句。张溥考取功名不出仕,却能在乡野之中遥控朝廷,以闲人之身执掌天下。顾炎武累拒仕清,北行结友,徐图复明;张岱那么好玩,“好精舍,好美婢,好娈童,好鲜衣,好美食,好骏马,好华灯,好烟火,好梨园,好鼓吹,好古董,好花鸟,兼以茶淫橘虐,书蠹诗魔”,却在满清来了后披发入山,潜心著述,用文字做无声的抵抗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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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只是江南士林才有热血担当,江南绅商也常以天下为己任,在辛亥革命前后,他们用富有血性的行动竭力挽回国家利权,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。普通百姓也不甘居后,《五人墓碑记》告诉我们,那激于义而死的五人,素不闻诗书之训,却能冒犯阉党,蹈死不顾。清兵压境,各地望风披靡,江阴阎应元以微末下吏之身,率父老乡亲御敌三月,击杀数万,城破以后,巷战到底,“竟无一人降者”。

余生有幸,离开故乡后先后在深圳与苏州两地谋食,感觉吴粤之民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,他们远离中原,更多地涵蓄了华夏文明的精髓,他们的血性沉酣日久,不那么容易被一些微过细故撩拨和激发,也不那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鼓噪所驱动,所感染。这是一种成熟的血性,酝酿在优雅与理性之中的血性。也许在下一个历史的风口,终于被唤醒,必将迸发出巨大的能量。“千红万紫安排着,只待春雷第一声”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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